我们今天纪念诺斯，贵在知行合一，做学风的改进。

不过，局面打开了，并不意味着美元霸权就此确立。谈判和妥协进行了两年，最后形成《银行法案》。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都不设中央银行，甚至也没有全国性的银行。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资金全往美国跑，挣那点可怜的利息。到1920年代末，美国银行已经在国外拥有181家分支机构，而美元则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超过英镑，达到40%多的水平。此外，美国人做国际生意，是不需要担心汇率风险的，因为贸易是用他们的货币计价和结算的，这不知节约了多少成本，少操了多少心。事实上，杰裴逊的担忧也并非没有道理，后来随着华尔街的坐大，贫富悬殊便始终困扰着美国社会。

英国不仅禁止贵金属出口，还禁止殖民地铸币。后来，烟草、玉米、小麦都充当过货币。各国持有的美元，很大一部分都回流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

但随着开采技术的进步，白银流通量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低、价值越来越不稳定，而经济的发展使得单笔支付的金额大幅膨胀，白银在支付中日益显得笨拙概括而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包含四大要素： 第一，储备货币的选择。IMF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意识到这一点，于2010年提出，各国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或采取临时性的管制措施是合理的。截至2015年6月，日元在IMF成员国币种确认官方外汇储备中仅占3.8%。

虽然短期内效果显著，日元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但终因市场需求不足，国际储备地位逐渐回落，日元国际化出现了倒退。当前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为补充力量。

中国银行具有优良的学术研究传统，我们愿意借助国际金融学会这一平台，与顶尖的科研单位一道，为中外专家搭建更加广阔的交流与研究平台，推动国际金融前沿研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这既是百年中行的历史责任，也是国际金融研究工作的必然选择。此外，可以考虑在对外援助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虽然与大多数国家经贸联系紧密，但在双边经贸活动中大多采用美元而不是人民币计价结算，货币错配问题严重。未来，中国要继续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加强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提升与金砖国家等重要战略伙伴之间的金融合作，在流动性安排和危机应对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然而，我们不能回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陷入了三元困境，也就是说国内稳定、外部稳定与全球稳定三者不能兼得。美、欧、日等主要储备货币国较早地实行了浮动汇率安排，而新兴经济体在经历多次货币金融危机后，也陆续选择了浮动汇率制。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契机。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美元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内部稳定与外部稳定出现冲突。

其次，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打通人民币双向流通渠道。这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中，既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也为国际金融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南北关系逐步逆转，出于对美国主导的市场和民主的反思，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提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定要靠中国的货币、中国的参与。在经济稳定发展时期，货币互换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融资，减少外汇风险敞口和交易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企业人民币使用意向更为积极，有计划未来扩大人民币使用的企业占比达80%，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在沿线区域的推广潜力十分可观。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有72%的受访境外企业计划在跨境交易中使用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使用比例，较2014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第三，国际支付和资金跨境流动安排。全球秩序的改革体现在多方面，需要多方努力，人民币可以是一个支点。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六大交易货币，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已经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连续第二年居于第一贸易大国地位，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约为12%。

此外，国际投资也取得进展，20世纪70年代初，国外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比重不足0.5%，而2014年该比重已经达到1.2%。一方面，美元具有提供全球流动性的义务，但缺乏限制和监管，流动性过多流向非生产性的金融市场，导致金融泡沫，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二，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更加频繁。这一举措，维持了全球金融稳定，增强了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在历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都坚定信念，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不以邻为壑，不打货币战，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货币形象。总体而言，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人民币已经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币国际化迅猛发展，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新动力，为全球金融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未来市场力量将助推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篮子。

今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就引发了全球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据国际金融协会（IIF）预测，今年主要新兴经济体将面临5410亿美元资本净流出，是1988年新兴市场概念诞生以来首次出现净流出。在此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人民币汇率既要市场化，也要保持稳定。

2015年前9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总额742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26%;我国企业共对沿线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合计120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们期望浮动汇率可以为国际收支平衡及总体经济稳定提供稳定性，但现实使这一愿望落空，汇率大幅波动和持续失调成为常态。

鼓励外国资本以人民币FDI和RQFII投资中国;鼓励中资企业在境外、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积极推进QDII2业务试点。在这一体系下，中国可以充分探讨、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意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IMF对其在危机爆发之前的监督不力进行了深入反思。但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只考虑国内经济情况，很少顾及国际情况和外溢性，这加剧了国际市场的波动性。加强与国际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工具，研发和上市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证券和衍生产品，提升离岸市场的规模和深度。结果显示，73%的受访企业认为人民币将成为重要国际货币，比2014年提升9个百分点;其中，有44%的受访企业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会接近美元和欧元，比两年前提升了13个百分点。

第四，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治理安排。国家之间通过沟通对话，采取货币互换、流动性安排等自助措施，维护金融稳定。

我国应积极营造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对人民币的认识度，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增加市场使用量，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机制的重建。可见，浮动汇率制、更自由的资本流动并没有为全球经济带来稳定。

目前，中国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并积极参与成立了清迈协议、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区域性货币合作框架。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储备货币等职能上，人民币均取得了较大进展。